在摩洛哥《晨报》的2018年总结采访中，有多数学者都谈到了“这是困难的一年”。的确，从年初的迪拉姆自由化改革到4月中旬的网络抵制运动，再到年末恐怖袭击欧洲游客事件，均验证了2018年摩洛哥的“难”。不过，在“难”之外，也不免有些惊喜成果，如扩大女性权利、重返世界杯、以及与欧盟达成渔业协议等。
频繁的社会抗议运动
纵观2018年，几乎每个月摩洛哥境内都要至少爆发一场民众游行示威活动，其中不乏一些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抗议。
（杰拉达地区爆发民众抗议，图片来源：La Tribune Afrique）
杰拉达运动：2017年12月，因两名矿工死于摩洛哥东北部杰拉达市一非法采矿点，引发了持续4个月之久的规模性抗议。2018年2月到4月，由于摩洛哥政府承诺的创造就业、增加教育和基础设施投入未能兑现，以及政府的逮捕行动，期间杰拉达地区又爆发了多场大规模的抗议，民众纷纷要求国王直接干涉。
此次运动，被认为是2016年爆发于里夫地区胡塞马市的“人民运动”的延续，共同点都是由一场意外民众死亡引发的社会不满，进而导致规模性抗议。
（摩洛哥民众自发参与网络抵制，图片来源：Le petit journal Marocain）
网络抵制运动：2018年4月20日，大量摩洛哥人自发地在社会媒体上发起了一项全国抵制运动，以抗议不断上涨的物价，涉及牛奶、矿泉水和油气等领域。被抵制的公司主要有三家：中央达能公司（Centrale Danone）、西迪·阿里（Sidi Ali）、阿夫利基亚（Afriquia）。
其中，达能集团隶属法国达能集团，一直垄断着摩洛哥以牛奶、奶粉为主的食品行业，此次抵制共造成5亿迪拉姆的损失；西迪·阿里隶属乌莱玛矿泉水集团（Les Eaux Minérales d’Oulmès），掌门人是摩洛哥前雇主联盟（CGEM）主席梅里姆·班萨拉（Meriem Bensalah）。
阿夫利基亚是摩洛哥本土主要的油气公司，其老板是摩农业大臣阿齐兹·阿赫努什。反映了摩洛哥社会中，中下层大众对政治、经济精英和新“保护国”的巨大不满。
此外，“人民运动”领袖纳赛尔·扎夫扎菲判刑20年、全年统一执行格林尼治时间（GMT+1）的决定、摩洛哥海军射杀逃往欧洲的公民等事件都引起了各地的抗议活动。虽然抗议的导火索各有不同，但是核心原因都是由长期的社会不公平、贫富差距和腐败造成的持续性社会怨恨。摩洛哥学者普遍认为，在摩洛哥政府成为西方好学生的同时，普通老百姓正逐渐被边缘化。
青年问题进入王室议程
自从“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青年问题逐渐成为该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从摩洛哥案例来看，从2016年的“人民运动”至今的多次抗议活动，大多都是由15-24岁之间的青年人参与和组织。
高失业率造成的“失望一代青年群体”已经成为摩洛哥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不稳定体现在非法移民、参加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从事跨界的贩毒走私等。此外，根据联合国报告，在2017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摩洛哥只排在123名（共188个国家），甚至低于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青年问题严峻，图片来源：Maroc Hebdo
因此，在此背景下，在2017年两场最重要的惯例演讲——“王位日”和“国王与人民革命日”中，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重点提到了“社会问题”和“青年问题”，并指出“政府应采取‘紧急行动’对相关社会福利项目进行彻底的调整，并定期向我通报、我们必须在教育、就业、卫生等方面满足年轻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增强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未来的希望……”。穆罕默德六世在演讲中进一步提出，青年人是摩洛哥新发展模式的核心。
在国王的指示下，2018年9月，摩洛哥政府启动了《国家人类发展倡议》（INDH）第三阶段，优先发展领域包括卫生、教育、农村供电、饮用水供应和基础处设施建设等五个社会项目。INDH第一阶段启动于2005年，是呼应联合国发展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消除贫困”运动。然而13年过去了，摩洛哥人类发展仍然没有明显改善。
2018年8月，摩洛哥政府委员会批准了一项重新引入“强制性兵役法案”草案，12月在众议院投票通过（参议院未投票）。该法案规定摩洛哥境内年满19-25周岁的公民（包括女性）必须进行为期12个月的兵役，双重国籍者可自愿选择，2019年9月正式执行，届时将有1万名应征入伍的士兵。
据摩国防管理局称，第一年兵役预算将达到4.6亿欧元。分析人士认为，摩洛哥政府此举一方面旨在缓解青年人就业问题，另外一方面为了培养当代摩洛哥青年人的爱国情感，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认同工程”。
经济不景气的一年
2018年，摩洛哥有两个引入瞩目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第一，开通了非洲第一个高铁（丹吉尔到卡萨布兰卡）；第二，启动了位于首都拉巴特的非洲第一高楼。然而，在追逐“第一”的过程中，2018年摩洛哥经济却蕴藏着各种不景气。
（摩洛哥启动高铁，图片来源：Maroc Hebdo）
4月开始的网络抵制运动不仅使得上文提及的三家大公司的利润大幅度下降，而且还间接地冲击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信心。据摩政府报告，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摩洛哥接受的FDI出现下滑趋势。
当然，摩洛哥宏观经济的不景气不能完全归咎于这种偶然现象，而更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结构的僵化和政府改革项目的拖延。摩洛哥高等规划署（HCP）指出，经济疲软依然摆脱不了与降雨量的变化无常、技术和出口能力低下、创造就业机会少以及社会不公平等因素的关系。
从数据来看，2018年，摩洛哥GDP增长预计为3%，相比于前一年的4.1%有较大的下滑。由于天气原因，2018年农业产量相对于2017年有所下降，此为主因。在非农业产业方面，增长贡献率同样较低。虽然汽车、磷酸盐和农产品的出口表现较好，但整体出口对经济增加未能起到正面作用。
事实上，以出口替代战略为核心的“工业加速计划”正在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如引起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进而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外部投资方面，虽然2018年增长了5.6%，但大多都集中在基建领域，对整体增长贡献率较低。
虽然2018年初实行了迪拉姆自由化改革，刺激了出口，但相对于庞大的进口额，2018年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增加了7.7%，达到1864亿迪拉姆，同时外汇储备也减少了5.6%；截止2018年10月，居民消费指数（CPI）同比增长了2%，主要是由于油价的上涨。
因此为了遏制CPI上涨，政府计划在2019年年初调低油价；2018年继续保持较高失业率：10%，截止12月，2018年共创造了122,000个就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然而“众望所归”的工业只创造了不到2万个岗位，同时建筑行业减少了4000个岗位；此外，银行信贷、银行透支、公共财政等方面都表现低迷。
（2018年摩洛哥创造的就业岗位难以满足总体需求，图片来源：Le Site Info）
尽管如此，摩洛哥的一些改革项目还是取得一定的进展，这使得摩洛哥在2019年的营商环境中获得第九的位置。主要有《商业法》改革、“地区投资中心”改革与建立“区域投资委员会”、去中心化改革和“竞争委员会”改组等。
但是，在PPP改革、中小企业优惠政策改革以及简化行政程序等方面依然无限期推迟。纵然一些行业表现较好（如旅游业），但目前的经济增长远不足抵消当前的社会问题，如有不慎，恐造成更大的动荡。
王室外交收获颇丰
相较于国内问题的困难，摩洛哥外交却积极向前推进，并取得一定的成果。自从2017年1月重返非盟后，摩洛哥开启了进攻外交模式。
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首先，摩洛哥利用欧美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联合国决议”。例如，在2018年4月27日通过的联合国2414号决议中，首次包含了“促请邻国为政治进程作出重要贡献，更多地参与谈判进程”，同时决议还肯定了摩洛哥的贡献，并谴责“波利萨里奥阵线”的违约行为。
其次，在涉及西撒哈拉问题上表现强硬，如5月1日，宣布与伊朗断交。虽然这被解读为迎合美国和沙特对伊朗的敌对政策，但更隐性的动因在于西撒哈拉问题作为外交工具，能够赢得国内的支持，进而缓解一定的社会矛盾。
最后，积极寻求政治对话。2018年11月6日，在一年一度的“绿色行军”纪念演讲中，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主动呼吁与阿尔及利亚开展直接、真诚的对话，以塑造自己的促进和平与稳定者的国际形象。
（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刚果（布）布拉柴维尔参加活动，图片来源：VOA）
在处理与欧盟关系上，2018年对摩洛哥来说主要任务是赢得“摩洛哥－欧盟渔业协议”谈判。一方面，摩政府在涉及领土和主权问题持不妥协和不退让态度，另一方面积极利用“难民”和“移民”牌获取谈判资本，最终在2018年下半年，欧洲议会批准了包含西撒哈拉地区的渔业协议。
在处理与海合会国家关系上，2018年，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先后在不同场合会见了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首脑，总体政策是寻求中立。在地区政策上，摩洛哥撤离了沙特领导的打击也门胡塞联盟，甚至缺席了多次由沙特王储召集的军事联盟会议。
总体来讲，摩洛哥正在远离中东冲突地区，继而采用更为聪明的方式在合适的时机进行介入。正如摩外交大臣布里达在接受《青年非洲》采访时说：“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喜欢在闪光灯和聚光灯下行事，而另一些人则喜欢以谨慎而有效的方式参与。摩洛哥属于第二类”。
远离中东，摩洛哥正把外交精力放在非洲，同时在外交和国内政治话语构建中，王室正在塑造一种强烈的非洲身份认同。返回非盟一年后，2018年初，摩洛哥积极在非盟总部游说，最终顺利加入了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此外，2018年摩洛哥还投入大量外交精力争取加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2019年是穆罕默德六世执政第20年，未来这一年摩洛哥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解决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同时利用外交来促进和改善国内问题。
（内容来源：中东研究通讯 张玉友）